本月13——16日去东莞参加《第八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顺便把中国摄影协会理论部主任李树峰拉到汕头来。听老蔡说是让大家开开眼，稀有人物（大人物？），还让人家谈谈“国展”的情况，俺一听就觉得俗，在中国摄协内部，这件事本身就是被人家当笑话谈的，而我们却当成宝……。
反正，这期间的BLOG要暂停一星期。特此！
以下是为《第八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准备的小稿，没写完！分三批贴出……
徘徊在影像存在与文化传承 之中的《中国摄影史》
世界摄影史只不过167年，而中国的摄影史也只能从鸦片战争之后，摄影术传入中国开始算起。如果满打满算加上西方外交官、传教士和工程人员拍摄中国的影像，也不超过163年。
在如此没有历史距离感的情况之下，要对中国的摄影史做出客观的、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对摄影史学家们来说，确实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的了：有许多文化现象还没来得及消化、归纳和分类……，而作为史学者只有在精密地、长期地深思熟虑之后，才可能得以了解摄影文化的本质，摄影家影像的传承以及相应的地位，才可能对影像文化的传承理由以及发展方向做出相应的判断。只有在此时，编写摄影史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史，而不至于编成为一种摄影的新闻年鉴。
㈠ 价值
当今，中国摄影界开始注重摄影史的研究和编撰，可以说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但我不主张，把对摄影史的研究和编撰说成是件适应影像市场需求的一种市场定位行为。摄影史的编撰更不是为解决市场的规范运作和摄影艺术品市场定价而应该做的文化问题。这种提法简直是对摄影史学研究的亵渎，我十分同意里德说过的一句话：艺术史本身就是一部关于“视觉方式”的历史。而中国的摄影史，绝对不是对西方摄影方式与摄影文化的简单模仿，更不是一定要与西方摄影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才具有影像的历史价值。我认为：中国摄影史应该是摄影在中国文化中演绎出的一种新的“视觉方式”的新历程，这才是研究中国摄影的价值所在。而中国“视觉方式”的变革的本质就是一种精神符号的表达方式，它与中国社会现实与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摄影家协会这次组织的《中国摄影通史》的编撰这本身就说明了，其文化定位的犀利。但从我国现有的《中国摄影史》（1840——1937年）、《中国摄影史》（1937——1949年）、《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史》、以及近年的《永远的四月》、《摄影中国》等等这些著作看，在一定程度上用史的眼光较完整、较系统地勾勒了中国摄影百年发展的基本轮廓。特别是《摄影中国》，它梳理了建国以来的主要摄影作品以及发生过的摄影现象，为摄影史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但也由于历史条件等原因，好些摄影史著作也明显地显示出不少缺陷：首先是资料的收集整理不全面、不典型。史学著作以现象罗列的多、理性分析定位的少，与影像有关的社会变革与文化现象的整理归纳更显着墨不多。如对解放前的摄影代表人物与流派的变迁缺少了解和定位，对摄影史上重要的摄影现象与事件缺乏分析与评论，对摄影语言、摄影观念和摄影流派的演变和发展更是少于跟进推演。所以，我认为《中国摄影史》的编撰如何解决：在影像的普遍存在中寻找文化的传承、思潮的变迁以及社会演变中的影像文化本质，成了摄影史编撰中的方法中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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