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曾在《摄影报》上发过一篇名为"难肯的涩柿子文章"的短文,打那以后,我便一直坚信,好的理论文章应是尽量用朴实、简洁、直白的文词来阐明具有独创性的、深刻的观点。就此,我还在鲁迅等人的文章中找到了根据。即使后来也领教了海得格尔等一些西方现代哲学家那艰深晦涩的语词,也未能改变我上面的看法;因为我可以为这样的哲学著作进行两点猜测性的主观合理:一是翻译的原因,二是这些具有创建性的哲学家,已经很难在传统概念中找到能够确切表达他们新的哲学概念和观点的语词了,不得已,就造出了一些新的词汇。况且哲学方面的研究和创建本是与大众、乃至一般文化层面相距甚远的领域。哲学专著不是通俗读物,更不是报刊文章,这就注定了读者费一点力气去理解新哲们的语汇是比较正常的事。况且像叔本华、尼采之类哲学家的著作本来也还是很好读的。 而作为摄影理论文章,我认为大可以用人们熟悉的语汇来阐明观点,使文章读起来尽量少一些语词方面的障碍。而没有必要东抄西借,甚至自造一些艰深晦涩的词汇来阐明本不高深的理论观点。因为摄影乃至摄影艺术本身并不像新哲学那样玄深,其文章的读者层即使不完全局限于大众层面,也高不到哪儿去。况且就汉语词汇的丰富性而言,也不难在人们熟悉的词汇范围中,把自己的艺术观点讲清楚。我甚至还认为,那些让我一遍读不懂的摄影理论文章,很可能是作者掩饰自身空虚肤浅的一种方式。其实这种人冥冥之中最知道自己的浅薄,但又害怕别人说自己浅薄,于是就搜罗来一堆鲜为人知的晦涩之词,为自己编制出一件高深学者的外衣。 我上面的这种观点可谓是根深蒂固,然而近来却有所动摇。尤其是昨天读了《人民摄影报》(总第675期)上岛子先生的一段文字,使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上面观点的正确性。是不是摄影艺术理论也具备西方某种新哲学那样的玄深之处呢?自己读这样的文章费劲,是不是正说明了自己的浅薄无知呢?而我上面的"涩柿子"观点是不是自己在不自觉地掩饰自己的"不文化"乃至粗俗呢?我们摄影艺术的真正希望,是不是本来就寄托在像岛子先生这样的、博学深邃的知识分子身上呢?是不是摄影理论家同时也应该肩负起发展语言的任务呢?我想岛子先生的文章不仅向我们讲述了一些关于摄影艺术的玄深的观点和道理;先生的文章还可以让我们这类不注意文化修养的人知不足;先生的文章也不妨作为一种检验标准,以能不能一遍读懂之、几遍才能读懂之为参照,来检验我们实际所处在怎样的文化艺术层面。就此便有必要引上两段: 对观念摄影艺术家而言,摄影的物化形式不再仅仅是某张"照片",摄影本身只是一种"灵媒",一种理性化的非理性的工具;艺术家所依重于自身的作品能否为摄影带来什么,而不是"承袭"或"维持"已有的存在,这种"摄影"并不单纯地记录和表现物质的甚或心智对象的行为,而是以意义的观察和表达方式质疑摄影艺术的本质及其界定的形式和结果。 观念摄影作品中巧妙地左右着操作方法所独有的一些方面:混合、移置、虚拟、改装、权充、重写、过度诠释、揶揄模仿、异质复合等,籍此改变了以往单纯靠视觉表征把握意义的线性经验的印证逻辑,为观者打开了一种可参与的界面,这无疑(至少)是在摄影史的当代意义上提供了重审艺术理想的可能性模式。可能性即意义,意义即有用,而有用,用之于元用,即大用。 我爱好摄影近20年,又写过几篇短文,如今时有自以为是之心态。只是读了岛子先生的文章三遍而不能完全理解,才深知自己的不足。况且先生可能要长我几岁,而在其文章面前,我却不免陈旧迂腐了;就此,但愿上面的引文也能够对更多的人起到警醒的作用。而摄影报刊的编辑们,也应对这类文章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可能有利于提高报刊乃至中国摄影界的"档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