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抹泥巴的顽童 《 我 们 》 文森特·梵高在与弟弟提奥的通信中频频谈论自己的艺术认知——为了排遣他寄居小镇的寂寞,也为了提奥能够继续每十天寄来50法郎。他说自己的画早晚会成为巴黎画廊的抢手货,他憧憬着自己的画展人头攒动。 梵高何尝不想卖画?可人们至今也不好确定,他为什么不按照当时流行的口味去画。就连高更也说他这样画不对,两人争吵通宵。上帝没有让梵高做成牧师,因为他更适合画画。于是上帝把他交给了“艺术之神”分管。他早早地完成了上帝的任务,便早早地去了。 梵高以及巴赫、舒伯特、八大山人等那么多艺术大师生前死后的故事,都证明了,他们当初并不能确定自己的创作就是大师之为,他们的艺术史荣耀,多是后人的赋予。艺术的“规则”“标准”原本不是艺术家创造发明的。在广大又神秘的艺术世界游荡,每个艺术家所能探访的空间都很有限,他们都无法认知、掌握艺术的全部真谛。期间有谁能够新发现一棵树、一汪水,都将使他成为艺术史的幸运儿。神秘的“艺术之神”高悬在人类的头顶,艺术家本该是“艺神”的仆人。那些伟大级别的艺术家,顶多只是“艺神”的使徒,而平庸的艺术家及云云大众,则不免是迷途的羔羊。 如今的人们似乎已经否定了“艺神”的存在,艺术沦为人的工具。艺术家们本末倒置、喋喋不休地言说艺术,不过是人类自命不凡的盲人摸象,“艺术之神”却没有过一丁点儿的改变。我们说不好今天的艺术家比前辈艺术家是更加聪明还是更加愚蠢,说不好今天的艺术作品中有多少是垃圾。 基督宗教中的“非理性一派”自有其道理与价值,却很难成为主流。艺术中的“理性主义”也早早地成为了主流。似乎只有这样,人们才好大肆谈论艺术,才容易通过艺术获利。接下来,人造的艺术壁垒越发地坚固,艺术家越来越多,艺术说客的嗓门儿越来越大,寄生于艺术行业的虱子越来越肥。时至今日,艺术已经成为了人类自造的游戏,那些高深莫测的艺术学说,只是人们为这个游戏设定的规则与标准及对这个游戏的过度解读。这些规则、标准、解读越发地繁复、片面、庸俗又威严残暴,使艺术家原本自由的奔跑,变成了牢狱的放风。习惯之下,人们已经忘记了手脚上的镣铐,还煞有介事、自鸣得意地招摇于世。尼采说“上帝死了”,那么“艺神”还活着吗?其实上帝不会死,“艺神”也不会死,他们高高在上,微笑不语地看着我们这些蠢货建造着“巴比伦塔”。 只有极少数的艺术家,能够凭借他们的修行或天赋耕耘于做作的“艺术游戏”之外。重修行者偏于理性,在“艺神”的召唤下,他们艰难地爬出了人为的“艺术陷阱”。重天赋者偏于感性,他们原本就没有掉进过陷阱,他们孩童般地在艺术的大地上玩耍,率性无邪地将泥巴抹在一个白胡子老头儿的脸上。他们不知道,这位乐不可支的老者,就是“艺术之神”。这两类艺术家从不同的路径来到“艺神”的身边,成为艺神的宠儿。事实上,理性与感性、本能与训练,原本是不可分离的,并最终在艺神宠儿的身上实现高度的融合。史上那些伟大级别的艺术家,因此而伟大。 以上的艺术认知,被周挺先生的摄影创作再一次证明,这比从“艺术家传记”中获得的证据可靠许多。 周挺,一个嗜烟好酒的中年男子,他的生命中弥漫着浓郁的“艺术气息”。他的酒中诗句好像无解的呓语,他的照片不像“摄影作品”。他喜欢艺术,却不去老老实实地“学艺术”,好比一个从来不进教堂的信徒。影友们要看看他的照片,他豪爽又羞涩地说“怕那些垃圾照片脏了大家的眼”。几番哄骗,几番逼迫,他终于抱来了几百张的一摞,那神色,好似初出花轿的新娘——腼腆、忐忑,还假装不在乎。 一伙人围着这些照片津津乐道,竟然无不叫好,叹为观止。周挺端着酒杯躲在远处抽烟。 这是一堆貌似毫无章法的街拍照片,周挺没觉得这些照片与“艺术作品”沾边儿。他的乐趣只在于拍,而不在乎拍到了什么。数码相机是他手中的玩具冲锋枪,他时不时地扣动扳机,或点射或连发,沉醉于街上的人们被自己连连“击中”的快感。回家后他将“猎物”往电脑里一扔,开始在记忆中搜寻那半瓶白酒和几听啤酒到底藏在了哪儿,夫人上床后,他在外屋开始享受白酒啤酒的勾兑物。这是他独特的喝法,下酒菜是电视里的垃圾节目。 这些照片洋溢着强烈的“自由气质”——形式的自由、拍摄状态的自由、心的自由。这不是表演出来的自由,而是没有意识到自由的自由,是自然而纯粹的自由。这种自由的一个重要前提便是松弛,松弛又与无功利目的有关。松弛自由的周挺,感官及心灵变得异常敏感,这使得他感知、捕捉到的东西,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而不失深刻,并使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周挺的“心灵感受”,显现于被摄对象的情绪,它是进入作品的正门。 把想拍清楚的照片拍清楚,通常是摄影师的底线,可这一底线在周挺这里基本失效。他的很多照片不够清晰,他却从来就没有发现自己的照片不够清晰,因为他极少从技术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照片。他常常随手“盲拍”,没有“精确对焦”“景深”“安全快门”“手震”“机震”之类的概念,更没有构图、用光方面的刻意经营,他只在乎被摄者的状态及自己的感受。这不够清晰的影像,竟然与照片的“内容”很是和谐,并成为了周挺作品风格的一个要素。 周挺的拍摄,大概中了中国的这句老话——“无意之中见真意”。如果真的有“艺神”存在,那么周挺的拍摄,便很有一些“鬼使神差”的意味。而艺术领域,是可以这样的。 画册中的作品,多拍摄于中国的北京,时间为2013年至2022年。画册中的照片按拍摄时间排序,为的是增强作品的整体真实性。这是周挺作品形式的基础,是作品魅力的起点。以这种表象的真实为起点,读者一步步走入作品的深处,走入社会的深处,走入人的深处,走入思辨的深处。 人们在不交流的状态更容易复归自己的内心,此时所呈现的心理状态往往更加真实与深刻。周挺拍摄的,大都是公共空间处于沉默状态的人物。这些人的情绪多样,却又明晰地统一于一种调性,散发着一种既独特又不失普遍性的气息。这种气息,首先是中国人灵魂的“第一味道”。只要是中国人,不管老幼贫富,大都浓郁地散发着这种味道,只是社会地位越高的人,越会用权力、金钱的香水加以掩饰。这种发自灵魂的气息,不是中国人独有的,它也存在于全人类的灵魂。这增强了周挺作品价值的普遍性及生命力。 欧洲的“文艺复兴”开始了宗教极端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转折,人类从此走上了淡化神、重视人、弱化宗教、强调人文的道路,并最终分娩了现代文明。然而任何事情都是利弊共存、物极必反的,“文艺复兴”也不例外。我们不妨沉静地思考一下,人类今天的诸多问题,有多少是以“文艺复兴”为起点发展而来的?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富足的物质生活,物欲的解放碾压精神的家园,灵魂不免迷茫、惶恐。今天的人们,依然是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夏娃,而耶稣基督被钉于十字架,根本就没能赎了我们的罪。 周挺照片里的人们默默不语,又似乎人人都憋了满肚子的话。读者不但能够明晰地听到他们的心声,甚至可以看到他们灵魂的样貌。这些人是他,是你,是我,也是拍摄者周挺自己。我们都在这个画册当中。 艺术史上,有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其实都是“梵高命运”的重复。试想,如果梵高在世,人们可能照样会说他不懂艺术,他的作品照样会被“行家们”耻笑,也照样不被大众认可,更难被富人们买卖。而当代那些风生水起、大红大紫的“艺术家”们,又有几人知道“艺神”何哉?“当代艺术家”们,更是宣称“我就是艺神”。 梵高在当年的画家中是个十足的异类,即使我们不把梵高看得很高,还是不好说周挺就是当代的梵高,然而周挺是当今“艺术生产车间”之外的一个异类,却是清晰可见的。 顽童大凡是要成长的,天才型的艺神宠儿又往往早夭。周挺已经活过了梵高、莫扎特一大截子,倘若他能够活到七老八十,这往后的二三十年,他还会是“白胡子老头儿(艺神)”身边的顽童吗? 对于大多数活着的卓有成果的艺术家来说,这是个无解的疑问,是个严酷的尴尬,并使他们面临困扰,陷入挣扎。 周挺敬仰吕楠的《三部曲》,自己的照片却来到了《三部曲》的反面。 《三部曲》是交响曲,《我们》是忧烦格调的谐谑曲;吕楠拍摄《三部曲》是使徒的践行,周挺拍摄《我们》是一个顽童往“白胡子老头儿(艺神)”脸上抹泥巴;《三部曲》讲述了活人肉体及灵魂历经苦难、净化到达至福的历程,《我们》展示了当代人类灵魂的惶恐及困惑。 人们总是不得要领地唠唠叨叨,如果真的有“艺神”存在,我们一开口,“艺神”便发笑。 窦海军 2022-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