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人的疾病是鬼邪作崇和附体的观念至少在中华儒家文化圈已经根深蒂固，已知从商周到两汉，一直延续到帝制终结，始终如此。此观念甚至在今天的广大农村地区依然大行其道。那这又和孝道或者孝文化有何关联，且听我慢慢道来。 首先，我们知道汉朝起就有了文化高人或知识达人修仙的传统，他们深居高山，远离市井喧嚣，以不吃五谷为噱头，而且宣称只有杜绝吃五谷（辟谷）主粮，只靠采食野果野味才能修仙成功。汉代，农田赋税归政府所有，支配权是政府元首的宰相。山川水泽的承包费收入归皇帝所有，用于皇室的开销。至此，国家层面的财政收入和皇室的私家收入泾渭分明，各取所需。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诞生了以避五谷吃野味为生而修仙为人生价值观的一群高级知识分子，颇为有趣。然而更为有趣的是，这些世外高人并不安于寂寞，而是以让更多人知道其修仙成功并拥有了超凡的能力作为奋斗目标，唯恐天下人不知道其神功的威力所在。最最浅显易懂的证明方式就是他们具有医治百病的能力和预见未来的神力，他们还谋求登堂入室而和皇帝坐而论道为人生情怀。得益于他们的造化，让中华的医疗医药（中医药）获得发展。 儒家伦理是宗亲法祖理念支配下的道德行为规范价值观，以自我道德约束和修为作为出发点，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纽带，以人与人之间的责任与义务为落脚点，结合道德约束的道德诅咒和惩戒，形成一个宏大的思想哲学体系。所以在儒家最初的观念里，鬼神之说和修仙之行为都不入流，皆属歪门邪道。然而随着谶纬之术成为儒家高举的恐吓和制约帝王权力的大旗时，从实用主义出发，儒家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和鬼神之道媾和了。 汉代以前的先祖是沟通上天和活人的中间媒介，这是当时的政治生态造就的神学生态。那时各地诸侯和方国也都有自己的宗庙和明堂，更有与上天沟通的祭坛。然而随着秦汉一统，终结了封建体制，自此开端，各地再也没有了地方王侯，也没有了地方最高神的守护者。天地山川社稷，雨风雷电水火，诸神的最高统帅都有当朝皇帝作为唯一人类代言人予以祭祀或者由皇帝委派代理人予以祭祀。此刻起，各地的神灵世界也就不得不面临重构。天下万物从此进入重构期，包括影响芸芸众生的各类神仙鬼怪。 汉代以前，还存在有先祖死后进入另外一个仙境过着更好的逍遥生活的观念，但是自汉代起，这个观念就有了巨大的改变。抛开来龙去脉，证明这一改变的事实从随葬品说起，即可拨开云雾，一见究竟，大家就容易辨识了。此前的随葬品是把生前世界搬进墓葬之中，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使用。而从汉代起，随葬品就已经冥器化，也就是专门为墓葬和葬礼所需而制造的专用物品应运而生。最直观最说明问题的莫过于金缕玉衣。活人是不可能佩戴和穿着金缕玉衣生活或工作的，对吧。金缕玉衣的出现，标志着对死亡的重新认识，和对死者的新态度的诞生。 金缕玉衣和金缕玉衣相伴随的是闭塞人体七窍的堵塞物的出现，表明了人对死亡的认识的改变。人死后，要用特制的冥器，高贵者用玉器和金器，贫寒者用泥捏制，要把人的对外的所有通口都封塞死，闭塞的目的是预防逝者的魂魄溜出体外。逝者也要手握冥器，免得死者的手空着，以防其逃出坟墓后握持异物伤害活人，此刻起，要把逝者的魂魄牢牢的困在遗体内不得逃离，成为殡葬新理念了。从祈求先祖升仙到诅咒先祖鬼魂不得离开墓穴，这个转变是巨大的，也可以称为划时代的变革。 华夏的鬼神世界始终对应着人世间的政治架构，人世对应着仙界和鬼界，人界在变，仙界鬼界也必然要跟着变，这就很有意思了，到底是人影响神仙和鬼怪，还是神仙和鬼怪左右人间，此时，其实已经一目了然了。对应社会重构的仙界和鬼界的重构，其实也是社会变革的必然，也是观念重塑的必然。很多人忽落了一个核心疑惑点，那就是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封建国体的消灭，随之而来的就是历史神学体系的继承和发展面临困境了。如果古时封建贵族遗老遗少还都在祭祀纪念早先的远祖，势必给当朝天下的安定带来隐患。如何才能杜绝他们对先祖的怀念和追思呢？单纯的暴力手段肯定不可持续，难服人心，必须要找到灵魂控制工具。但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史实是，汉代起，人类的先祖成为了经常给活人带来麻烦和疾病的恶鬼邪魔了。 没有宗教约束的地方就不会有道德约束，人为的必须要制造出能够约束人的道德的制约机制来，有神灵存在的地方，就可以说是有你也许叫不上名字的宗教已经存在了（不论你如何定义宗教）。在人类社会以外，还存在着一个上天的仙境和地下的地狱，此为生命圈的神俗三界。人的不端行为逃不过天眼，将会引起天界的注意，并在上天忍无可忍时予以惩罚，让不道德的行为引发天谴。这便是华夏文明的最初道德约束，也一直贯穿至今。但是有意思的是，替天行道的执法神却不具有道德灵性，执法神不分辨好人坏人，也没有分辨好人坏人的义务，它只能分辨谁对它好，谁对它不好。对它好的表现就是丰盛的供品和频繁的祭祀行为。坏人做了坏事少受到惩罚的办法就是要多烧香多上供，以抵偿罪恶，此为鬼神与恶人的行为交易。难免犯错的好人也要用此法和执法神做交易，免除惩罚或减轻惩罚。而惩罚方式就是让你得病或受灾，抑或其他施加于你的伤害。这一交易法则始终贯穿华夏的民众生活，也在规范着人们对待神灵和妖魔鬼怪的态度，这一态度也将演变为对逝去的先人的态度。 不识字的文盲的广大农民阶层是无法记录和传播有关鬼神的故事的，记录传播和编造鬼神作用的故事，必定是当时的知识精英，是那些学识渊博的知道如何才能够摇动人心的计谋的人才能做得到。所以任何时代的鬼神密码都是当时的博学之士才能做得到和拥有，通过他的弟子们一起努力才能传得远，才能源远流长。没有巨大财力作后盾的传播是永远难以做到的，这才是不容忽视的。 以追求幸福和避免灾异为目的的祈福行为始终是华夏芸芸众生的个体心愿，而贪得无厌和巧取豪夺又是这个天下芸芸众生的始终如一的现实写照。于是便激活了世代文化知识精英的思考，并随着时代发展变化，创造出一连串的可以有史可查的连贯的道德恫吓体系，以一些妥当而神秘的仪式作掩护，用以控制当时的人类的心灵世界，以便助力于帝王的社会治理，这把双刃剑也同时构建起约束帝王权利边界的道德规范。 在上古文化中，就有人死后会发生死者的幽灵回到人间到处游荡并侵害死者后人的传说，这就要求死者的后人要对死者以体面的葬礼予以安葬，按规制定期祭祀并敬献贡品，好让死者灵魂在墓穴中安静的待着。战国时期，一种可以追求长生不死的方士思潮曾在燕国和齐国大放异彩，但随着欺骗始皇帝而无法应验的闹剧被揭穿又失去了市场。这也为后来的汉朝彻底肃清这一思想流毒提供了借口。汉代以后，在战国期间的邹衍五行学说基础上诞生了葛洪（葛洪是已知历史中的历经三代家传的第三代）的中医药理论和鬼神学说，又被大分裂时期的陶弘景发扬光大，其中也不乏陆敬修和杨羲的插曲和努力。再后来，又被华夏的道教接过衣钵，不断地传承和变异着。然而中医药治病过程中的最初的医药和符咒并举的治疗措施大行其道，确实也是不争的史实。 汉朝起，死人会逃离墓穴而跑到亲人家施加危害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在人们的观念中，如果不能把死人的魂魄牢牢的困在墓穴中，其魂魄就会游荡出来祸害其亲人，让活人深受其害而得病受难。而那些冤死鬼更无法安顿下来而回到人间寻找仇家报仇雪恨，让仇家惶惶不可度日。这一理念支配下，活人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康，就必须也不得不定期上坟祭祀，以便让其灵魂在地下老实的待着，不要来人间祸害亲人。但有时会诅咒有仇的邻居，希望祖先之灵魂去加害自己的仇人，让仇人不得好报。可是这里又有另一个道德规范相应出台了。那就是已经变成鬼的鬼魂，也不得随意作恶，除了对其不孝的不按期敬献贡品的子孙予以惩戒之外，不得枉自加害无辜，否则鬼界会对其施加更加严厉的惩罚，其惩罚的严厉程度要远远高于人间。以此恫吓手段戒勉鬼怪世界的行为规范。同时也告诫活人，活着的时候不道德不仁义，死后若导致无人祭祀和敬献贡品，在死后的世界里会接受非常残酷的惩罚和承受无法言表的孤独寂寞，以此恫吓手段约束活着的人的行为和思想，起到了社会稳定剂的作用。 到了此时，子孙祭祀先祖的目的就已经不再是祈求先祖升仙了，而是祈求先祖不要回到人间祸害家人，并祈求先祖保佑家人的安康。同时也祈求各路神仙要把先祖的魂魄牢牢的困在墓穴中，不要让它出来祸害自己。从此，先祖祭祀完成了华丽的转身。先祖终于从神变成了鬼，敬而远之，保持安全距离，防备鬼魂附体，就变成了活着的家人对逝去的家人的态度。随着对逝去的家人的感情的思念转化为同情，出于担心逝去的家人在另一个世界遭受委屈，从而增加了活人对家人的贡品的敬献程度和频次。由此架起了活人和死人的感情纽带，成为同情死者的一种社会性行为，表现手段就是祭祀和奉献贡品，当今俗称追忆先人。如果活人忽视了对先人的祭祀和敬献，会导致先人来加害家人，尤其未成年的小孩和身体虚弱的病人，也以此为诅咒，才能让活人不得忘记对逝者坟墓的修整和照看，祭祀和贡献，从而最终完成了鬼神世界对世俗世界的精神驾驭，实现了社会和谐与稳定。 当达到了鬼神在活人之中的敬畏之时，敬与畏必定同时存在着，此时畏惧诞生的威力是要远远高于敬重的。历史也恰恰如此，以施加畏惧的恫吓方式，构建起华夏孝道文化中一道精彩的约束人的行为和道德规范的不可道破的天机。这一看似玄妙的一点都不玄妙的历史密码，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就这样的告诉了你，亲爱的也许正被迷信思想控制着的你，我的读者的你。 臭哈苏于2019年6月27日星期四 |
手机APP
手机版
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