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摄影师任曙林回忆录《不锈时光》记录一代人的青春

《不锈时光》　　任曙林　　　新星出版社

　　·继《八十年代中学生》后，著名摄影师任曙林全新力作。

　　·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回忆录，大量珍贵照片独家披露。

　　·积淀多年，一次对影像的文学化书写方式的尝试。

　　·用笔尖与底片记录一代人的青春与成长。

　　北岛、陈丹青、鲍昆、郝蕾、老狼、邹静之、史航  诚挚推荐

　　在《不锈时光》中，作者袒露自己的青春与摄影之路：特殊年代的学生岁月、摄影的启蒙与摸索、拍摄《八十年代中学生》的前前后后、离开中学生之后的矿区拍摄、下海后的迷茫与顿悟、与父亲既简单又复杂的感情……敏锐捕捉那些胆大妄为的勇气、暧昧幽微的情愫、隐隐的愧疚与不舍、当头一棒的顿悟，正如我们每一个人曾经走过的青春。

著名摄影师任曙林

　　作者介绍    

　　任曙林，著名摄影师，四月影会重要成员。1954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摄影系。1976年开始摄影，师从狄源沧先生。代表作包括《先进生产者》《北京高考》《八十年代中学生》《矿区劳动者》《山区女孩二十年》《气息》《两个女人》等。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获得“年度摄影家”称号。2010年获得平遥国际摄影节优秀摄影师奖。 

《不锈时光》海报

　　自序

　　我是任曙林，1954年出生于北京。父亲是1949年进城的军人，母亲生长在北京，家庭有满族正蓝旗的血统。我算是北京人，不是原住民。

　　我在北京的三里河长大，那里紧靠着玉渊潭地区，我小时候常常去那里玩。五六十年代的玉渊潭是一片真山真水。我很小就进了幼儿园，是全托，只有周末在家里睡觉。七岁上小学，每天要挤汽车好几站，不记得有大人陪着。上中学不久，参与了学校的事情，就搬到学校住，时常周末也不回家。初中后当了工人，基本就是春夏秋冬都在工厂了。我算是离开家比较早的人吧。

　　父亲是农民出身，喜好大自然里的东西。在他的带领下，我心中最早的一些意象就来自那山那水，那西天的云霞。由于“文化大革命”，父亲的照相机很早就落在了我的手里，不知不觉中它成了我无言的伙伴，忠心耿耿，不离不弃。

　　拍照片对于我就像是增加了一只眼睛，看见了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在我看来，学生与矿工没有区别，都能勾起我遥远的遐想，至于798的房子就是生命的舞动。我身边的女人与不相识的女人都是一面镜子，可以看见不熟悉的自己，至于那个小孩儿简直就是我前世的弟兄了。

　　我喜欢爬山，山里的一切胜过拍照片，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不会有什么意义在眼前晃动。慢慢地，眼前的景与物恍惚成了自己，总想进入其中遨游驰骋，那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照片是个幽灵，也像个黑洞，诱惑着我痴迷不返。

　　我有时会想到，如果有外太空的生命来造访我们，也许只有照片可与他们沟通。在照片中，人们是没有年龄的。

《不锈时光》实拍图

　　书摘：“文革”中的少年

　　1966年的9月1日不再意味着开学，那年的夏天与秋天连成了一片，我迎来的是随意飘荡的日子，学校似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夏天，忽然就开始了，学校停了课，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我，开始了近乎无人管理的生活。母亲在地质部工作，许多大人把在野外生存的劲头都用在批斗部长、副部长身上。我去找过母亲，安静的办公大楼内外到处是大字报和高音喇叭声。我很兴奋，东跑西看，母亲担心，后来就不准我去了。

　　家中的保姆王姨已经被迫辞退，因为解放前她们家曾有过丫鬟。我很喜欢听这个老大娘说话，很多老北京话都是从她嘴里听到的，长大后看《红楼梦》，有一半注释我都觉得多余，这么简单的词儿还用解释？她走了，家里安静了许多，街面上日益喧嚣，更衬托出家里的寂静。父母自顾不暇，我和妹妹经常三餐无着落，家里的温度都下降了，更愿意到外面去玩耍。

　　家里没有了保姆，学校又不上课了，看管妹妹的事儿只能由我来办。上街破四旧时不敢带上她，那是战斗有风险。帮着邮局卖《人民日报》可以带上她，一出去就是小半天，也不带水，干渴着回家再喝，其实卖报的钱就在妹妹兜里装着，那不能用，要一分不少地交回邮局去。有一回要和小伙伴去野玩，怕妹妹走不动拖累集体，我就把她反锁在厨房里了。斗志昂扬了小半天之后，还没到家门口就有细作来报：你妹妹在窗台上哭呢。我的头立马大了。我家住在一层，“文革”后都兴用粗铁丝在窗户上钉出网格状，鬼知道能防什么。厨房门被锁上，窗户又有铁丝，妹妹无奈一只脚伸出铁丝外，身子坐在窗台内侧哭泣。更可怕的是一群小孩儿在窗下围观，二百米外我就看见了，再近哭声入耳，我是无地自容、心乱如麻，内心甜酸苦辣，我这个哥哥呀。

　　母亲和家附近的厚德福饭庄联系好，每天中午，我带着妹妹去那里吃饭。中午去吃饭的有好几个小朋友，大家围在一张大圆桌周围，还挺高兴的。厚德福是一家河南饭庄，他们做的饭特别好吃。我还记得有一个小女孩，每次都穿着漂亮的裙子，只是她吃得特别少，只向饭庄的叔叔要一小碗底的米饭。有一次做饭的叔叔开玩笑说，下次你就数几个米粒吃吧。一次我妹妹有意盛了一小勺放进她的碗里，吓得她赶紧说：吃不了吃不了。我妹妹也喜欢在外面玩，她为了能跟上趟和我出去玩，手弄破了什么的从来不哭。到了初中去农村拔麦子，还得过第一名呢。她不是那种娇气的女孩。

　　我们也去楼区小平房的一家吃过饭，那家孩子的父亲是个电工，家里有一儿一女，女孩比我妹妹大两岁。我妹妹没有干部子弟的那种骄傲，她们俩很是要好。后来我疯跑，妹妹就找她玩去了。也有一段时间舅妈舅舅住到我家里，我们也算有口饭吃了。总之，1966年夏天王姨离开后，我和妹妹就开始了一种近乎漂泊的生活，直到1968年学校复课闹革命。虽说进了学校并没有上什么课，但总算有了去处。“文化大革命”后，我还学习过做饭，不会用碱就去买发酵粉蒸馒头，但是烙饼没有学会，妈妈说你这是“摇头晃脑”饼，太硬了咬不动。有一次要做个汤，我又来了邪劲儿，把家里所有的佐料都放进去一点儿。妹妹说不好喝，我是越来越有兴致，汤的颜色却越来越深，最后倒掉了。我还管理过家里的钱财。也不知为什么，忽然有一天，父母对我说，我们把工资交给你吧，需要买什么东西，你自己就记个账。我很兴奋，觉得天降大任，同时也有点儿临危受命的感觉。不管怎么说，我十分认真负责地干了一段时间。那时都买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印象深的都是几毛几分的记录在一个横格本里，一行行的，整整齐齐，完后放在大衣柜的抽屉里，像个机密文件。那时的一元钱纸币比现在的大，在我心中是大钞票了。两元钱就可以买许多东西，五元钱的纸币不敢轻易动，如果拿到十元钱，觉得那纸币沉甸甸的，要放在贴身的地方。

　　怎么结束的，我已经忘了。现在想起来，有点儿后怕，总感觉那时候是否家里发生了什么。父亲早已故去，母亲也已年过九十，它成了我心中永久的疑问。

　　父亲在国务院工作，“文化大革命”前我放学后也经常去找他。那时我在西四上小学，坐几站无轨电车就到了中南海的北门。下车后我喜欢贴着一面大灰墙走一段，快到门口的墙体，离地一米高加厚出一层台，我一定要爬上去，离地一米的行走很是爽，又是贴着高墙，有点儿侠客的味道。这段台儿在到门口时逐渐变窄，以至消失，我每次都是坚持到无法下脚，只好跳下去。一抬头，门口的警卫已然在眼前。那儿的叔叔全认识我，他们站在塔状的木房子里，用眼睛同我打着招呼，而我则背着书包连跑带颠地进了那一片古香古色的院落中。

　　我很喜欢父亲的工作环境，都是特别古代的房子。下雨时，站在屋檐下淋不着，院子里到处是树和花草，总有鸟叫。那儿的房子全是平房，院子连着院子，互相都通着，我有时去转转，弄不好还会迷路呢。那时小学生的作业很少，一会儿就能做完，做完父亲就允许我出去玩了，他也落个清静。我最喜欢沿着水边走，一直向南而去，可以走到一段阶梯入水处，再往南，就有警卫拦住了，后来知道那里才是真正的中南海。我坐在阶梯上，很是奇怪这台阶怎么走到水里去了呢？抬头东望，一大片水中有个小岛，岛上有房子还有树。我很希望到那里去玩，但眼前只有水，没有船。多年后我才知道，光绪皇帝曾经被囚禁在那里，而长大的我只能在北海的桥上远远地向南眺望，边走边望，不允许停留。

　　那些年的许多下午，我都是在那些古老庭院里度过的。我可以坐在舒服的沙发上，就着茶几做作业，父亲是不容许我走近他的办公桌的。一次他去了厕所，我好奇地翻看桌子上的报纸，他回来后很严厉地说了我。父亲有时会把《参考消息》带回家去看，一次母亲看了几眼，父亲马上拿了过来，母亲叨咕了几句。那是机密文件吗？每次下班回家，锁好办公室的门，父亲会把钥匙放在窗户的木格子上，从来不把它带回家。

　　我不愿意待在他的办公室里，总是跑出去玩，转了不少地方。印象最深的是，在院子里游荡的人只有我一个，再就是不时遇到的警卫。他们总在走，而且总是两个人一起走，不停地走，在不时的相遇中，我们擦身而过，互相不说话，而大门口的警卫，有时还跟我逗几句。多少年后，我再路过中南海的北门，已经没有胆量靠近那里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也去找过父亲，那里的气氛已经不很宁静了，再后来，父亲不许我去了。1966年的深秋，有一天我坐车路过中南海，那熟悉的高大灰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层层，许多人在那里喊叫。我熟悉的安静乐园突然变了，兴奋中我内心开始有了一点儿害怕。

　　父亲带我去玉渊潭到底始于何年我记不清了。夏日的玉渊潭在今天看来就是世外桃源，原生态的乡村，今天要找寻类似的地方怕是要开车去到几百公里外了，而且也很难保证味道纯正。那时逛乡村肯定是步行，走走停停、聊聊看看是父亲的习惯，妹妹是服从家长的，我却总想多跑些地方，但我的速度总被父亲控制住。我被迫学会了静下来，细心地观察着什么，这样，一个世界就是许多世界了。那时玉渊潭有棵桑葚树，半米来粗，根茎像蟒蛇般钻出地面，盘踞在树根周围，总有些农人在树下乘凉，高高低低的错落有致。应该是个村口，每次到此父亲都要停留半天，蹲在那里说许多话，很开心的。我记得大树的叶子铺天盖地，站在高处可以用手摸到，不知什么季节大树结了果实，我第一次直接从树上摘下来吃，我记住了它的颜色和样子，长大后市场上出售的桑葚我怎么看都觉得不是桑葚，味道不对呀。玉渊潭的麦田连接着钓鱼台，好大的一片呢！父亲会把麦穗搓开，把麦粒展示在手掌上，我吃到了原生态的面粉。麦芒有倒刺，十分好玩儿。

　　父亲对河的喜爱深深地影响了我，那启蒙就是在玉渊潭的乡村完成的。顺着土路和野草不知不觉就到了河边，你看不见河岸，草、土、水是融为一体的，就像真正的天、地、人的关系。再看那河水的流动多么自然舒服，带着声响，带着漂叶和小虫，河水不一定清澈见底，却一定有水草和鱼虾，那是真正的河呀！后来在北京就看不到这样的河了，一切都是清清楚楚、方方正正，把河管束得像游泳池子。河，已经死了。父亲为我在河边留下了几张照片，我站着，妹妹蹲在我身边。如今他已远去，却把鲜活的河水留在了我的心中。

　　“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我上小学四年级，不知为什么父亲买来一台照相机。那是台上海牌的折叠式相机，使用120胶卷。这台上海202相机说明书上的出厂日期是1965年，父亲1964年去辽宁铁岭搞四清，一年后回来买了照相机，想放松一下吗？他研究了几个星期后，便带着我和妹妹去了北京的玉渊潭公园。在我的记忆中，玉渊潭公园当时完全具备今天自然保护区的水准。贴着竹篱笆墙可以清楚地看到钓鱼台国宾馆内各种动物的跳跃。公园里全是土路，野花野草就长在路两边。公园里有村庄，真正的村庄。因为它有打麦场和猪圈，有老粗的桑葚树，有弯曲的水边全是狗尾巴草的小河。用父亲的话讲：那里是真山真水。那时照相机由父亲把着，不让我动。我总是被照的对象，顶多在现场有发言权，最后按快门是父亲的权力。

　　夕阳下的麦田里，我说太暗了，怕拍不出来。父亲讲，麦子是金黄色的，有反光，不怕。乡村猪圈盖得好，父亲研究了半天，还请教了喂猪的老汉，最后要在这里留影，不仅自己坐在那里，还让我们也坐在那里。我清楚地记得他瞄了半天，还嘀咕说怎么也拍不全，他说的是说猪圈。最后照片上妹妹的半个肩膀被削掉了。

　　在好大的一片湖水边，他带着我们看落日和芦苇荡。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话。拍照片时，我也随着父亲眯起的眼睛，看着西边很远的地方。

　　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从小就有机会置身于真正的大自然中。玉渊潭公园是几乎每星期都去的地方，它离我们家只有一站路的距离。它是我童年时的天堂，不知不觉中也成为我摄影的第一课堂。

　　父亲照相我看蹭，像个小跟班。我帮他撕开胶卷的包装，他让我仔细度量妹妹到相机的距离。我每次把拍完的胶卷揣在衣服的保密处，跑去照相馆冲洗。等到取回冲洗好的长长一条，那必须是父亲亲自打开，在电灯泡下一格一格的研究着，我伸着头，只有不得看的角度。有时父亲让我取来放大镜，我有了帮他拿住胶卷另一头的临时权力。这时我感到自己也正式进入摄影了，有些小兴奋。只有父亲认为成功的那一张，他才小心翼翼地剪下来，凑上几张，由我送到照相馆去洗印出照片。120型的胶卷印出的照片比火柴盒大些，对我来说是很大了。这时父亲会再一次用放大镜仔细看上老半天，我凑在旁边听他说出一番好坏的道理。那时我最关心的是那台神奇的照相机，可是每次从玉渊潭回来，他都是把机器锁在书柜里。隔着玻璃，我只能看见装相机的纸盒。父亲的书柜有锁，虽然钥匙也总在锁眼里插着，但我是不敢擅自打开的。也许他认为十来岁的孩子，摆弄不了那玩意儿。

　　“文革”铺天盖地地来了，周日的生活不再像以往那样丰富，父亲的书柜许久没有打开过。在一个傍晚，神情严肃的父亲打开书柜，把好多书拿出来，还用绳子捆成一摞摞的。我知道这不是搬家，也好像知道那些书是“不好”的，要当作废品卖掉了。记得有一套《古文观止》，上下两册，父亲非常舍不得，拿过来放回去好几遍，最后他把封面和前言数页撕掉，留下了那两本书。柜子显得很空了，里面放进去一些其他的东西，相机可能被放在底层，我从外面看不到它了。后来父亲去了宁夏的五七干校，没有回来的日期。那时我没有学上，成天到处游荡，很自然的，父亲的书柜被我一点点地打开了。

　　我开始摆弄他从军时留下的美式望远镜和“中正牌”的指南针。他告诉过我如何用那台军用指南针上的微小滚轮，计算地图上两地间的距离。那台军用望远镜的镜头上有坐标尺，可以计算远处山的高度。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装照相机的纸盒，里面有说明书、皮套，更有皮套里面的照相机。我开始一遍遍地研究琢磨。最开心的是按下自拍拨头，再按下快门，美妙的吱吱声我听了一遍又一遍。那时我搞不明白1/10秒与1/100秒的区别，我就打开相机后盖，把光圈开到最大，对着亮光按动快门，我看到了时间的长短。

　　那本说明书我不知看了多少遍，那几张图例都可以背下来了，什么天气下，光圈快门多少。最神奇的当然是那台像个大号烟盒的相机，拿在手中放在兜里特别顺溜。就那么一片儿，可你一按侧面的按钮，镜头就弹出来了，银光闪闪的，煞是诱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经常在父亲不在家时，逐一摆弄它。胶卷是没有的，我会把父亲冲洗后带回的胶卷轴装入相机，从被动轴到主动轴。我研究黑色后背纸皮上的数字，明白了它与相机后盖上红色窗户的关系。

　　我记不准第一次自己装胶卷拍照是什么时候了，但它应该不迟于1967年夏天。那时老家的表哥来到北京，我们在家门口和玉渊潭的大桥上拍过合影。那时父亲照相的心劲儿远没有以前大了，他终于同意让我在他的注视下试试装胶卷。家门口的合影，他还站在旁边，玉渊潭他说他不去了，告诉我使用什么光圈快门。我后来才明白，照相对于“走资派”，特别是历史上当过国民党县党部委员的他，那是会加重罪责的。这就是我摄影的开始吗？

　　再后来就是自己没有尽头地手握相机到处行走，而父亲却好像从没有拍过照片似的，在他的人生路上继续行走。从干校回来，恢复工作，退休，一系列晚年的生活，直到1994年的9月，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

　　父亲亲自给我们拍照一直持续到1966年的初冬。我有一条不太正宗的武装带（那时解放军的标配），经常系在身上。一个冬天太阳暖暖的下午，应该是个星期天吧，我穿着厚厚的大棉袄，外面还有一件黑灯芯绒外罩，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一顶极不正宗的军帽，我很高兴地戴在头上，再把那条武装带狠狠地勒在腰上。我坐在一个凳子上，在家门口，我家的窗户下，父亲给我拍了一张很正式的照片。在父亲散散的眼神中，给我留下了革命的形象，我也在威武的照片中告别了失学中的童年。

　　那段日子似乎天地都在飘荡，父母好像在上班，又好像不在，他们有时在我身旁，有时又找不到他们。那时的世界好像停滞了，一切的管束都没有了，连家长好像都对我客气了许多。我有时感觉自己是家里的一员，有时又感觉我没有任何归属。东一顿饭西一顿饭的，睡得很香，醒来便专心地寻找一切可能做的事情，当然是我喜欢的事情。那时的天感觉总是有些发黄，云彩飘得很慢，雨好像很少下，雪也没了似的，周围的一切静得很，人们都跑到哪儿里去了？

　　1967年秋天过后，忽然得到通知：我要去上中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