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长芬 1989 年您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能介绍下这一经过吗？ 陈长芬：这个事儿都快过去三十年了，我特别想借你们杂志的平台最后再说一次，首先千万不要再说什么首位登上《时代》的华人云云，我肯定不是第一个。事情的原委是那一年八月《时代》推出“纪念摄影术发明 150 年”特刊，封面选取了十位对摄影术有贡献的人物，在世不在世的都有，这其中有摄影术的发明者达盖尔，而我只是其中之一，身份是中国摄影家。 您曾参与了中国航机第一刊《中国民航》的创刊，和杂志业缘分匪浅，在这个视觉时代，您认为杂志未来的发展空间在哪里？ 陈长芬：我是这本杂志的发起人，也是当时的筹办组织者之一。1981 年中美正式通航，中方 60 个人的代表团里面，我是唯一的摄影师。过去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在回来的飞机上却看到，塞满了的美国报纸和航机刊物。当时咱们的民航局长感触很深——我们中国怎么就不能有一个自己的航机杂志？于是民航总局拍板，办！第一期封面便是我拍摄的长城。我这个人不喜欢做守业的事，自认一直是个开创者，这可能同我们衡阳人的性格底色有关。时代发展太快，我紧赶慢赶也觉得吃力，建议真不敢说。作为读者，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可以。我认一句老话，叫做“货卖一张皮”。如果一份杂志封面做得不够好，那它真的很难在这个激烈竞争环境中存活下去。 新世纪初数码摄影全面取代胶片摄影，以及近十年手机摄影及同互联网的结合，几乎人人都可以发表展示作品了，这两个节点上您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抗拒，而是顺势而为？ 陈长芬：顺势而为说得好，为什么不呢？我一直认为摄影首先是科学语言，技术语言，其次才是作为艺术语言而存在。人类的艺术史少说也有几千年了，但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有科技的概念，摄影的概念可谓伴随近代科技的发展而生，本身它发展也并没有定型，当科技发展推出了数码摄影技术，为什么要排斥呢？再一个，摄影不是人人都可以攀临的，但也绝非高不可攀。对于老百姓和摄影爱好者拍摄的东西，我没有批评的权力，但毕竟摄影是我终身的志业，总有些引领的义务吧。 2009 年的时候我出了本《数码摄影日记》，全书的照片都是我用索尼数码相机拍的，而且图像文件始终保持着原始文件的本质。拍摄这些作品我遵循两条底线：一是不能够拍的，不应该拍的或者不属于我拍的东西坚决不拍；二是涉及肖像权时必须以尊重和理解拍摄对象为前提，此后在使用这些作品的时候更应该慎重。 了解您的人都说，您的暗房技术太专业了，其实现如今有相当一部分摄影家把后期工作都交给制作公司打理。您为何还如此亲力亲为？ 陈长芬：简单来讲，存在就有合理性，这是前提。数码的出现，意味着门槛不是低了而是更高，为此，有的只能放弃很多有情感的东西，不得不走向世俗，其实这也无所谓。社会有这样的空间，允许人们多样选择，我不会说三道四。但这里要提出另一个问题，当你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特别是自称严肃艺术家的情况下，恐怕这就是个问题了。就像油画家，其油画布的底漆可以别人来刷，但是画素描、上彩恐怕不能由别人来替，签字也得自己来，这是要命的东西。艺术价值在哪里？艺术家作品的艺术价值体现在创作的全过程。 油画在中国逐渐发展出了中国精神与中国做派，我注意到您就曾把照片作品打印在绢和宣纸上。在您看来中国的摄影家如何从祖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 陈长芬：你提到的一些实践是我有意为之，我不但要让观众看到我的作品，更要看到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手工艺。艺术家不应只是制作作品，更应有扎实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我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兴趣也是因为摄影的关系，摄影艺术有很多元素，我的基因、语言、思维方式都是东方的，中华民族的。汲取中国文化除了有形的一面，更多的是无形的滋养，两方面要结合起来，就像《考工记》里说的，“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某种意义而言，长城已然熔铸进我们的民族精神。但之于这一建筑向来有一种看法，它同中国历史某些阶段相应，是拒人千里，故步自封的象征。我很想知道您到底怎么看长城，它到底是一堵“墙”，还是一张“网”？ 陈长芬：长城，城墙本身是一个墙的概念，这毋庸置疑。为什么我还认为它是一个网络的概念呢？这就要回到什么是网？点、线、面构成一张网。这里我还要再回到一个词，薪火相传。“薪火相传”是传递亦是传承，它最能体现长城文化，一个烽火台、一个烽火台的守望相助，情报就一个个传递下去。同时，这种传递的形式多少年了？两千多年了。这个传播的概念在今天依然有它概念化相应的存在，我们今天用手机便可以同地球的另一端通话，这中间需要多少基站传递？这和烽火台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对嘛，我们今天的每个人都生活在“网”里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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