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童年，“家在洞庭衡岳间” 1941 年，陈长芬出生在南岳衡山霞流镇平田村——湖湘之地，钟灵毓秀。唐代诗人王勃脍炙人口的佳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描绘的便是这里的美景。“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还是衡阳的水土。在我工作室中就挂着一幅之前拍的作品，《竹井》。周边是竹林，丛中一眼井，我小时候就是喝这口井里的水长大的。”以拍摄长城名闻海内的摄影艺术家，而今已年届耄耋，一开腔，还是一口地道的湖南普通话。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家中“长”字一辈，名字中带一个北方常用来做女性名的“芬”字，却是为何？你把这话讲给他，老人先就哈哈大笑了起来，“名字里面带‘芬’的可不止我一个，还有贝多芬和达芬奇。”忆及往事，陈长芬说了四个字，“故事深沉”：2014 年的时候，他曾带着全家老少回乡认祖，第一个要看的就是这口井，以示吃水不忘挖井人，“这个水到现在去看还是和当年一个样子，还是在不断地翻腾，就像是沸腾一样的感觉。” 作为地方望族，活水如许，自然叶茂枝繁。20 世纪津门画坛领袖陈少梅便是陈长芬的堂叔，据说堂叔的印章很别致，刻的是 “家在洞庭衡岳间”。而他的父亲陈嘉言，同晚清官场大员曾国藩过从甚密。作为一代廉吏，一直以李白那句“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自况。 名士自风流，山野多逦风。儿时的陈长芬也有《诗经·狡童》般的顽皮一面。与他对面而坐，一杯温热的花雕下肚，老人眯缝着眼忆起山野间贩夫走卒吟唱的歌谣：“手摆杨柳喊情哥，挑担凉水上了坡。只要情哥心意好，一身白肉随你摸。摸也摸得少，说也说得多，回家去，又怕爹娘打骂我。”一面是少女怀春难自已，一面又忌惮双亲管教严相逼，予取予求间的那一蹙额，却将中国乡土文化中的那点人情味儿道尽了。“这首歌谣在我们当地传唱了好多年，有一次我看到堂叔一幅画作，画的就是歌谣里的情形，表达的也是这个情怀。” “小孩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能有什么艺术的感觉？”他讨厌成名后编排个人幼年的种种“早慧”，更愿拉拉农人晴耕雨读的家常。“比如进山采蘑菇，在松树下放牛，过年过节时自己手工扎灯笼，这些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活计。记得家乡烤糍粑，把黏米放模子里，出来后就有了别致的花纹。要说艺术启蒙，这是我幼年对艺术的第一感觉。特别的，我对农具感觉非常亲切，蓑衣、斗笠，谷斗、米筛……我对它们的造型和制作方法至今都记忆犹新。” 湘人好勇，衡阳地界自古便不乏官逼民反，民变迭起的史例。陈长芬回忆里切近的却是那场国仇家难，“1944 年，日本人，成群结队的三菱九七式轰炸机从衡阳城上空掠过，扔炸弹。”那场惨烈的衡阳保卫战至今让他兴叹，“战场就离我家十多公里。家门口竹井旁每天都停放着许多伤病员，有很多半死不活的军人坐在轿子里被抬来，还一边在呻吟……伤病员坐在轿子里从一家抬到另外一家，抬到哪一家就要负责他的温饱。我没见过哪家哪户会推卸，大家不会问这个军人的名姓、籍贯，只知道这是一个伤病员，这是一个人。” 从天到地，“一次又一次，我想到了长城” 1959 年，陈长芬来到广西柳州的中国民航第四航校读书，“学的是航空运输专业，分为货运和客运两个系统。”在学校，他中学时便已展现的艺术细胞开始裂殖，除了办墙报，他开始对“相匣子”生发出浓厚的兴趣，“我 13 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相机，那是来我们家乡协助挖矿的苏联专家携带的 135 相机。1957 年衡阳铁桥通车 , 当时的通车典礼和展览我全都参与了，因为我美术字写得好嘛，让我去写了很多的标语。可惜那个时候没有相机，如果有我就全都拍下来了。”现在想来，陈长芬还恨恨不已。 在航校，他摸到毕生第一台相机。之后作为校宣传干事，他分到了一台徕卡M3，并分管为所有应届飞行员拍毕业照，“该航校第一代飞行员的毕业照很多都是我拍的。”陈长芬说自己的摄影之路起于摸索，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学习，“只是到照相馆去参观了几次，自己有了相机后就自顾自折腾。”折腾自然是自谦的说法——1960 年时他拍了几株待发的荷花，黑白影像中，他为世人呈上了自己的处女作。 在摄影界，提到陈长芬，就不能不说长城，而提到他的拍摄长城就不能不提到他作为新中国“航拍第一人”的过往。1965 年，作为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邦交国，瑞士（航空出版社）几次提请来华拍摄长城。“当时中国还没有敞开国门，他们几次要求后，直到把信写到周总理那里才批下来，责成新华社和民航总局去代为拍摄。那么我是民航的代表，红头文件在手，我就可以去协调相关的民航飞机来完成此项拍摄，当时搭乘的机型是‘运五’。拍过长城之后，又拍了长江、钱塘江、西湖、黄浦江等地。” 往事在他口中，多少有点轻描淡写。但记者追问他拍摄时的情形，绝非现如今乘客隔着舷窗拍摄苍茫大地般闲逸，而是穿着厚厚的飞行夹克，打开舱门，戴着风镜，听着耳畔风声呼啸，向下摁动快门……“我拍摄的时候用的还是徕卡 M3，还有一个双镜头。航拍嘛，首先你要身体好，不能一上飞机就头晕。其中一次贴地飞行，离地高度只有四到六米！那是什么概念？机翼抖一抖就可以扫到地面。那一次我深深体会到当飞行员不能怕死，就是要勇敢。有一次在宁夏河套平原上空拍黄河，下面波涛滚滚，我拍得特别投入，不成想自己的安全带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松开了，幸亏边上的人一把把我拽住。” 速度，催发了艺术创作的激情。“有一定速度的时候最好玩，一遍过嘛，纵然可以复飞一遍，但这次摁动快门，是只此一次的机缘。在直升机上航拍可以悬停，可我觉得没意思，而且也危险，直升机低空悬停是最冒险的一个拍摄方法。”陈长芬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回忆说直到 1973年跟随播撒农药的“运五”（飞机）再次航拍这座“世界上最长的墙”时，“封建君王剥削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依旧影响着他，“那时还是把拍摄长城当成一项任务，到‘文革’结束后，人们当时的情感被压抑得太久了，而我自己也需要一个情感纾解的出口，我又一次想到了长城。” 此后经年，直至今日，长城早已不再仅仅是陈长芬镜头下的客体，而逐渐成为他兴寄情感，参悟人生的对话者。拍摄长城五十余年，他曾创下一年爬城上百次，半个月就上山十三回的纪录。而纵览他长城作品的轨迹，从巍峨苍茫而春夏秋冬，从秦砖汉瓦到沿线斯人，从写实到写意，他用镜头观照了关涉长城的一切。 领奖台，“对不起，我不是风光摄影家” “霸得蛮，耐得烦，吃得苦，不怕死。”坊间湘人那句经典的自况，用在陈长芬身上最是贴切。上初中时，他便凭一己之力，一个下午卸光了一车皮的煤……1989 年 10 月，在摘得首届中国摄影艺术大赛“金像奖”，颁奖礼上他便宣布这是自己第一次拿这个奖，也是最后一次，“从此以后不再参加任何摄影比赛。”2010 年时，他获邀出席一次摄影活动，主办方在为他颁发终身成就奖时，介绍说他是“著名风光摄影家。”陈长芬登台自白，“对不起，我不是风光摄影家，是艺术家。”旋即拂袖而去。 “风光摄影家’是对我的一个尊称，也是一种对我的爱护，但我觉得是不准确的。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而摄影也不应该如此分类。我在国外做过很多摄影展，从没有人说我是风光摄影家。长城是我作品中一个主要意象，可就此把长城归为‘风光’未免也太过简单，中国传统美学对于风光阐释的美学根基本来就非常深厚，这不仅是个单纯‘景致’的问题，而是包含人类的生存空间等许多内容。”陈长芬说自己现如今更多的是把长城作为对话的平台，用摄影语言从长城的深度和广度上做开掘，“我逐渐甩开了一些关涉长城具象的东西，而是用镜头让这个‘人类双手创造的奇迹’讲述自己的故事。” 2009 年春天，陈长芬来到长城边一个村子，那里有个一辈子都守着长城边没出过门的老奶奶，名叫马宝兰。“她当时就 97 岁了，这辈子都没照过相。我去拍的时候，老人行动已经不方便了，她的儿子背着她出来的，我用 20×24 英寸的机器拍。第二次去的时候，我打算给老太太拍一张 1:1 的等高照。那天还没进院子，老太太自己就出来了。她坐在门槛上，背后就是长城砖。那赶紧拍吧！可三脚架没有带，怎么办？我找到了一个炕头上的案桌，把机器绑在案桌上，焦距调好，我就匍匐在地开始拍，最后只有一张是清楚的。” 照相术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即便慈禧老佛爷也曾把站在镜头前视作畏途，害怕就此被“勾魂摄魄”。陈长芬当然将此视作无稽之谈，可老太太第一次看到自己照片的情形还是让他永生难忘，“她就盘腿坐在炕上，突然就流泪了，指着照片说，‘想妈妈’。一个 97 岁的老人家说自己想妈妈了……两个月后，她就走了。”陈长芬半年后才知道这则消息，赶过去，想在老太太坟前磕个头，可老人家的儿子却说雪天地滑执意不让他去，“我只好拿着相机冲着山上的坟头拍了一张照片，这就是长城儿女，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最后也葬于斯，一辈子简单质朴地过活。在那一刻，我觉得艺术，本来就该是生活的赞美诗。” 美国汉学大家史景迁曾欣然为陈长芬摄影集《长城史诗》撰写的前言，可引为知己洞见：“他的长城就是这样简单又令人惊奇的存在着。它是一个人造的结构，却看不见人心的目的。只是为了响应某些我们无法理解的力量和目标而美妙地伸展着她的身躯，将自己的形体与环境融为一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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