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凤凰国际摄影双年展·重说民俗摄影 民俗摄影：式微的现状与“四化”异象 说民俗摄影，一定得先从民俗学入手。民俗学是专门研究民俗事象的学问。1846年，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W.J.Thoms）将撒克逊语的“Folk”（民众）和“Lore”（知识）合为一个词汇，正式提出“民俗学”（Folklore）概念，随后渐渐为国际同业所承认和使用。 中国的民俗学研究从近百年前诸多有着留洋背景的学者专家结合国学研究等启动，到钟敬文等诸先生的着力推动，至今已蔚然成风。 民俗涵盖着世俗生活的各个层面。除对民俗学理论和歌谣、故事等无法加以表现外，同文字一样作为民俗学研究记录工具的摄影，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和可供发挥的空间。从人们平日的衣食住行，到各式各样的人生礼仪、节庆活动、宗族村落、生产活动、市井商贸、信仰禁忌、社火戏剧、游艺竞技、民间庆典……皆可入镜。优秀的民俗摄影作品应该成为民俗学、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合格的民俗摄影工作者，应该对民俗文化有一定知识储备，有更多的民俗观察力和民俗学意识，甚至对于具体事象的形成、发展及其与地域、历史文化的渊源等有深刻理解，能深入探究、穷而后工地把握民俗的深厚内涵。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大量专家学者田野考察和社会调查中拍摄民俗影像资料外，民俗摄影在民俗学、社会学和摄影层面的价值，都需要正确反思和重新考量。 1928年12月25日，历史学家顾颉刚与余永梁合作完成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工作计划书第四部分专论“民俗”，其第七条计划写道：“编印民俗学丛书及图片……至于图片，亦应多多编印，以广流传。” 与民俗学声名渐隆的趋势相比，民俗摄影的境遇并不那么乐观。前辈对图片多多编印的需求，促成了后来民俗摄影的蔚为大观，但在繁盛兴旺之后的泥沙俱下，约略形成今时之悄无声息的局面。我们不否认包括“人类贡献奖”等在内的摄影活动，为民俗摄影提供了更大舞台，促进了优秀民俗摄影作品传播，但从更宽泛的角度，从民俗成为与风光并列的通用摄影题材的现状来看，摄影界的作为相对于民俗学研究，相对于影像作品在传播民俗文化方面的需求，还是有些跟不上——这也是民俗摄影不被更多重视和关注的原因之一。 在新载体不断涌现，各种影像手段极大丰富的前提下，民俗摄影应该产生更多具有知识性、系统性和一定审美价值的独立文本，但我们看到的，却是热闹中的式微，以及种种与民俗文化相关的摄影异象。
放赦扛神的人们 刘岗 摄
这样的民俗已是常见的摄影题材 贾世华 摄 消费化每一个旅行者和摄影者都会在中国大地上看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大趋势下的种种民俗消费景观。不用说那些断章取义的表演，不用说那些已成消费式体验活动的风俗，不用说民俗村之类概念已深入每一寸乡土，不用说本属虔诚的仪式被消费主义带来的嬉皮感所消解，不用说现代生活方式的侵袭和为了生存的妥协与改变让众多事象正快速消亡……单单与摄影相关的种种现象就足以让我们看到消费潮流对传统的影响： ——几乎摄影者目力和脚力所及的所有地域，向拍摄者索取钱财已成为被摄者的生财之道之一，尤其是民俗丰厚之地，据说“都是摄影家训练出来的”； ——民俗表演成为摄影采风的必备项目，各地的摄影节庆活动为吸引参与者，好像不安排点民俗表演就对不起四面八方的来客； ——某些特色题材，已成为地方旅游推广的重点项目天天上演，组织拉纤、套马、放牧等“大型场面”等也成为摄影旅游景点的收费项目之一； ——特色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迅速成为旅游主打项目，借用的多是形式光鲜的宣传照，无形中影响着公众的审美趣味； ——旅游摄影本身作为一种娱乐化的消费，对拍风光还是拍民俗并不考究，只需拍得高兴，并没有深层次的研究思考； …… 在这样的消费化热潮中，多数摄影者的状态可以概括为热情而浮躁。艺术品市场等诱惑，让过去扎扎实实沉下去拍照片的人，也因了影像专家见面会和图片交易等而变得功利起来，甚至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而试图突破自身能量与学识，走观念化的流行路子。 固然，摄影作为传播媒介之于民俗的记录和介绍，是题中应有之义；固然，摄影普及而产生的众多服务行业和群众摄影现象在繁荣文化建设的同时促进了经济发展；固然，民俗题材图片勾起了更多想了解原汁原味中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欲望，带动了民族地区甚至是经济落后地区的旅游开发；但是，被新闻摄影界前辈蒋齐生先生称作“大有可为”的民俗摄影热潮却让消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占了主流，并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和消解了其学术价值。旅美摄影评论家王瑞在一篇题为《民族文化的传承符码——关于“民俗”“纪实”“时代”“历史”的串联思考》的文章中写道：“当民俗表演搞得隆重热闹，当摄影家因拍民俗而时髦轰动，那样的玩艺儿，多半沦为徒有其表的‘好看’民俗赝品了。” 其实，消费社会对于民俗造成的影响，也应该成为民俗摄影者关注的对象。中山大学教授邓启耀在关于河南摄影家王立力作品的评论《有趣的视觉错位》中，就介绍了2003年7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的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上，亚洲的婚纱摄影现象被列为重点话题。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曹卫东在一个研讨会上说：“摄像机的镜头和人的笔一样，是有视角的，看你站在什么样的视角来面对文化素材。”他说的是纪录片，对于民俗摄影亦应有振聋发聩之效。
转场是生产劳动习俗中最受关注的摄影题材之一 钱竹云 摄 表象化 民俗摄影的现状是，大量参与者对民俗学知识和所拍题材见解粗浅，拍摄思路也长期停留在唯美化表现的层面，因此便难免造成对任何仪式都只关注最有气氛或最具代表意义的“决定性瞬间”，对民俗的理解只停留在婚丧仪式、节庆表演等肤浅层面，甚至只关注少数民族题材——以致现在许多少数民族群众生活习惯、衣装等与城市人趋同化后，便只愿拍摄表演性质的盛装活动了。 民俗的摄影表现决然不能停留在外化的活动上，而应该用视觉手段探求各种行为的内在基因和文脉传承。不可否认不少摄影人已认识到，对于某种民俗，加有详细图片说明的组图更有表现力，但在这种具有一定深度的表现形式上，不少人又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某种程式化窠臼，像某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的评委所说的那样，在乡村戏班的后台，必定有一位给孩子喂奶的女演员。 当前，一些民俗事象的演变和消亡很快，民俗摄影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抢救性拍摄，这样的拍摄更需要事无巨细一一录之，甚至动用视频等多种影像手段。虽然接触民俗摄影者不少，但能够自觉自愿深入其中并加以长期跟踪关注者却不多。更多人则满足于到异地拍摄新奇景象，而不愿观察和记录身边正在消逝的民俗。近年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一些机构通过集中的抢救性整理、记录、出版等，留存了相应民间艺术文本，一些摄影师也在自发地做着力所能及的抢救，但在大环境下，这样的努力还是有些杯水车薪。 在这种情况下，有论者提出，民俗摄影的最有效方式应是就近拍摄，以其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得心应手地拍出附加生活经验和文化内涵的作品。因为熟悉，恰恰能由大量感性认识进而提出问题进行思考，能在拍摄选材上做到典型性和广泛性兼顾，避开盲目追求表象的状态，展示属于自我及同宗同族、同乡同里的精神世界。相信在此过程中，摄影师本人也会逐渐了解更多鲜知的礼仪、信仰、禁忌等，甚至成为当地民俗学研究的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何星亮在《关于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问题》一文中提出，民族学研究可分为三种类型：描述型、解释型和应用型。摄影人如能对民俗事象很好地完成影像描述，并能通过影像对某种现象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原因等加以回答解释，就会给民俗学研究者提供更多可供应用的资料。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茨提出的“深描”，也就是对当事者的文化层面的所有内容最大程度的还原，应该成为民俗摄影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新锐导演赵鹏逍就《天脊》一片的拍摄风格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西藏人的生活有它的常态，这种常态不应该是一种奇观的展示。”——这对于大量涌进藏区拍摄民俗的摄影人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提醒。 碎片化 既然民俗摄影更适宜用图文组合的方式来深度表现，偶然拍下的单幅照片就需要靠大量集纳和重新编辑才有可能产生价值。如果要探究民俗在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中的所有表现，就必须知道哪些该拍，哪些不该拍，从哪个角度拍更好，更需要深入持久的态度和行为。 可资作为民俗摄影楷模的美国摄影家爱德华·柯蒂斯，从1900年至1930年走遍了80多个印第安部落，拍摄了4万多张北美印第安人外貌服饰和生活习惯的照片。其画册《北美印地安人》“内容丰富详实，真实可信，学术含量高，在利用照片表达人类学内涵方面，为美国乃至世界人类学研究树立了一座里程碑。”试问，我们能做到么？ 不少关注民俗题材的摄影师，其思维模式是报道摄影和项目化的，仅满足于阶段性拍摄后编辑一组作品以供发表或展示。在民俗摄影一途，项目化的拍摄可能仍难以接近其本质，更需要长期坚持专题化运作，与田野考察和民俗学研究等结合进行。对于专题的确定，则应该根据自己的见解等量力而行，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才会既有宏观思考，又能微观切入。 有时候，大兵团散点作战的方式更有益于完成某种民俗事象的摄影使命。北京青年报今年4月23日刊发的报道称，2010年以来，在北京市档案局(馆)的指导下，朝阳、海淀、丰台等9个相关区县档案局(馆)启动了对50个重点挂账村拆迁改造的拍摄工作，主要分为照片和视频两部分，拍摄内容大到民房、道路，小到标志性老物件。这种政府主导的项目，在抢救性拍摄方面无疑是有效的。 民俗摄影如果完全依附于民俗事象的文字图解，仅仅为了“图与文合”，依然会碎片化，而不能整合成反映民俗的有效影像集群。这是因为“单独的一张图片，可能根据个人的理解不同而产生多元的理解方式，然而，一组针对某一特定内容呈不同表现形态的图像却不容易产生认可的分歧。”（《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5年第1期，聂达《试论民俗学图像建设的几个问题》） 冷漠化 或许与拍摄者和被摄者的生活、心理距离因环境差异而拉大有关，或许与近年来流行的无表性美学、呆照等艺术风格和样式有关，或许与摄影师个人性情等有关，对于民俗题材的拍摄，我们越来越冷静甚至有些冷漠了。 民俗摄影涉及的题材往往存在于穷乡僻壤和偏远地区，当事人的生活境遇与拍摄者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如果拍摄者有一丝一毫的优越感或不屑感，都有可能影响被摄者情绪和拍摄结果。那些成功拍摄完成异地民俗专题的摄影师，肯定有着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主席、陕西日报社社长杜耀峰在参加民俗摄影家黄复的作品研讨会时曾说，“真正的摄影精神，应当用心和灵魂去追求。”我们亦可自问，这一点，自己做到了多少。 至于不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甚至违背民族习俗的拍摄行为，不仅会惹来当事人的拒绝，甚至有可能造成某些不良影响。另外，有意无意突出政治意识的摄影模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俗影像的价值。“民俗大约就是民间、民族、民众的世俗生命的传承符号与密码吧。蓬勃生灵的野生（民间）劲头是抑制不住的，……摄影事物如果承担记录历史的使命，则比起‘反映时代’（往往流于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宣传模式），更重要的是记录历史。”（《民族文化的传承符码——关于“民俗”“纪实”“时代”“历史”的串联思考》，王瑞） 在记录意识支配下，我们才会更多发现或粗粝或细腻的民风品质，才能了解和得到更多格尔茨眼中的“地方性知识”，才有可能“参与观察”式地得到更多真实可信的材料和影像。 民俗摄影应该表现民间的多样性对现代性的单一化的抗争。邓启耀在跟学生交流时就提及：“关注多元的、民间的、底层的文化，是人类学民俗学的基本精神。” 民俗学家乌丙安在《民俗学原理》一书中写道：“在民俗领域中，通过眼睛的视觉传承传递异常丰富的民俗图像标记和多种象征意义在总体上是远远超过口头传承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戴锦华则说，影像的有力之处在于历史不能重返，时光不能倒流。——于此来看，民俗摄影未来任重而道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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